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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是軸心時代文化突破的主體
誰是軸心時代文化突破的主體

    文/傅永聚

    雅斯貝斯在《智慧之路》中認為,公元前八百年至前二百年是人類歷史上的“軸心時代”,在此一時段整個人類精神不約而同地獲得了飛躍。中國文化的轉(zhuǎn)折點在春秋時期,標志是孔子和老子的出現(xiàn)。雅斯貝斯的這一觀點充滿了真知灼見,早已為文化界普遍認可。現(xiàn)在的疑問是,為何春秋時代成為中國文化突破的關(guān)鍵時期?引發(fā)這次文化突破的主體是誰?真如一些學(xué)者認為的那樣,是由一批橫空出世的“士”引爆了這次文明突破嗎?

    殷商、西周的大部分時間里,中央王朝擁有絕對的文化主導(dǎo)權(quán),掌握知識的祝、卜、史、宗等“王官”環(huán)繞在最高統(tǒng)治者身邊為他服務(wù)。在濃重的神巫色彩的籠罩之下,春秋以前文化觀照的核心其實是“治政”之術(shù)。中國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時漸次生成,如對祖先的崇拜,對象征性儀式的重視,對天帝的敬畏,對社會等級秩序的追求,等等。春秋時期,文化下移,形成了所謂“天子失官,學(xué)在四夷”的局面。春秋時代的主題是諸侯爭霸,國力強盛與否成了生死存亡的關(guān)鍵。如此嚴酷的形式之下,各國的執(zhí)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經(jīng)驗和統(tǒng)治智慧,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,因此《尚書》《詩經(jīng)》《周易》等典籍受到重視。“王官之學(xué)”于貴族階層普泛化,迅速變成了執(zhí)政卿大夫階層的思想武器。

    

    春秋時代(資料圖 圖源網(wǎng)絡(luò))

    那時的執(zhí)政卿大夫階層無論是討論國事還是進行外交,都要對這些經(jīng)典隨時加以征引。從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對《尚書》援引的內(nèi)容看,主要是圍繞著“禮”展開,落腳點在“德”。在春秋時代的執(zhí)政卿大夫看來,要想維持國家穩(wěn)定,就要維護等級差別,只有這樣才能很好地“使民”;維護秩序的方式是“禮”,以“禮”行“政”,才能保持和諧的局面;而要維護“禮”,就要落實于“德”,沒有“德”的維護“禮”就難以生根,難以延續(xù)。《左傳·莊八》中魯莊公引用《尚書·夏書》中的一句話“皋陶邁種德,德,乃降。”為政者有了“德”,民眾就會順從,而讓民眾聽從指揮,才是政治成功的根本。當然要做到“使民”,對統(tǒng)治者要做出若干規(guī)訓(xùn)。在《尚書》中“德治”思想已經(jīng)萌芽,在春秋時期這一思想被執(zhí)政卿大夫階層反復(fù)言說、探討和深化,并貫穿到政治實踐之中,逐漸變成了貴族階層的文化無意識。春秋時代,《詩》被納入到“禮”的范疇之內(nèi)。無論是提出自己的政治觀點,還是在外交場合,執(zhí)政卿大夫經(jīng)常要用《詩》來隱曲地表達,“不學(xué)《詩》,無以言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無論是《尚書》還是《詩》,都是當時以“禮”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個有機構(gòu)成部分: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資源,也是藉此發(fā)展政治文化的跳板。“禮”是春秋時期最為核心的文化概念。“春秋五霸”明明是比拼武力,卻還要打出“尊王攘夷”,因為“尊王”才合乎“禮”。

    春秋時期還是中國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個重要轉(zhuǎn)折點。《小雅·雨無正》上就說:“浩浩昊天,不駿其德。降喪饑饉,斬伐四周。”面對天下大亂的局面,某些統(tǒng)治者表現(xiàn)出對“天”的怨恨和質(zhì)疑。春秋時期中央王權(quán)更為衰落,很多人開始認識到所謂的“天命”“帝”或“上帝”的支撐有點靠不住,宗教文化開始動搖,現(xiàn)實世界受到更大關(guān)注。而春秋執(zhí)政卿大夫更自覺地關(guān)注的焦點從“天”上移到“地”上,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現(xiàn)實統(tǒng)治智慧上,因此政治文化獲得了空前的發(fā)展。這些執(zhí)政卿大夫包括楚國的申叔時、椒舉、令尹子文、老子,晉國知武子(知罃),齊國的管仲、晏嬰、陳文子,衛(wèi)國的石碏、蘧伯玉,宋國的向戌,鄭國的子皮,魯國的臧僖伯、孟僖子、季武子、孟獻子、臧文仲、孔子、季康子、曹劌,等等。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觀念都已經(jīng)形成了,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現(xiàn)以后,通過《論語》以及《春秋》把這些觀念加以明確化、固定化和理論化;特別是引入了“仁”學(xué)觀念,為“禮”文化找到人性基礎(chǔ),為“禮”文化的合法性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證明。可以說孔子是中國“禮”文化的集大成者。

    春秋時代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亂,卻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條件。執(zhí)政卿大夫們具有不同的個人氣質(zhì),身處不同的國度、不同的職位,面臨著不同的生存處境,思想傾向就會有所差異。大部分執(zhí)政卿大夫的思想都近于儒家,齊國杰出政治家管仲卻以強烈思想個性開辟了“法家”的一個源頭。管仲作為國相看到了“禮”對于維護整個社會秩序的重要意義,但是通過道德和輿論來支撐過于乏力,因此他把“法”作為強有力的支撐。《管子·任法》上載:“有生法,有守法,有法于法。夫生法者,君也;守法者,臣也;法于法者,民也。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,此謂為大治。”無論貴賤,都應(yīng)該受到法的約束。《管子·重令》上說:“虧令者死,益令者死,不行令者死,留令者死,不從令者死。五者死而無赦,唯令是視。”可見他的執(zhí)法是十分嚴厲的。“法家”的苛嚴歷來受到輿論譴責(zé),但歷代帝王也都在暗處模仿。此時還崛起了另一個思想家老子。老子的思想也是以“禮”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參照,不過“知雄守雌”,在批判中走到了主流政治文化思想的反面。他認為“‘道’之尊,‘德’之貴,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”。主張尊重生命的自然狀態(tài),講究“無為而治”,開啟了自覺的生命意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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